第八百一十六节 向贫富分化说不(2)-《大国崛起1857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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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朱敬伦感叹,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变了,他突然有些怀念当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组成的政府,他们迂腐,但他们有民本主义精神,哪怕不做,他们也会感叹民穷民弱。现在倒好,这些官员对穷人没有一丝怜悯,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,是因为天生蠢笨,活该受穷。

    他们的思想不是传统的“民为邦本”的思想,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。

    不能怪他们,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,这是世界流行观念。对抗这种观念的,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。有的国家,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,最后爆发革命,有的国家,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,最后进入福利社会。

    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,能避免的情况下,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。

    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,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,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,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,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,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。

    这些组织,并不仅仅是穷苦工人自发建立的,恰恰相反,大多数组织,其实是生活比较富足的精英参与建立的。最早的一批工会,是工厂中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专家,以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建立的。

    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,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,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,提高工作,改善工作条件。

    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,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,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。

    朱敬伦赫然发现,在思想上,富有良知的精英,不管是新知识精英,还是传统士大夫,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。

    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,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,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,儒家的仁政思想,忠孝礼仪文化,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,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。

    朱敬伦发现,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,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,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,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    三思之后,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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