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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明建国以来，言论就相对自由，客观上来讲，由于香港的存在，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，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，主观上来讲，朱敬伦认为，舆论的引导和批评，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。

    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。

    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，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，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。

    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，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，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，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，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，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，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，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。

    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，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。

    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，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。

    两派谁也说不了谁，比较折衷的态度，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。

    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核，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引进。

    就如沈葆桢说的：“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，可也；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，不可也。”

    士大夫极力反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，你连中国人的性情都变了，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，中国还是中国吗。

    在这些大论战中，政府始终保持沉默，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舆论的漩涡之外。

    这跟日本截然不同，日本新闻管制很严格，但是私下的各种传单去十分流行。

    而且日本民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****的呼声，民间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鼓吹，官方有大隈重信这样的大臣推动，民间各种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国进行立宪、制定议会的人物到处演讲，很受日本学生的欢迎。

    日本之所以从开国就出现了要求西化的声音，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，受到传统束缚比较轻，所谓船小好调头。另一方面，则是因为明治维新一开始，就打到了一批高层精英，之后政治斗争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。这些人进入民间之后，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反对力量的骨干，西化不过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

    而大明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权力斗争，朱敬伦执政前广東官场上掌握权力的，是一群外地的文官，这些人在本地没有形成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，无法拧成一股绳，乡村士大夫阶层虽然保守，但却缺少高层精英作为主心骨，因此反对力量始终是分散的，对政府形不成威胁。

    没等乡村士大夫形成反对势力，大明又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，他们与新派一起，开始在民间制衡反对派。

    而且大明政府在相当程度上，其实还是借助了传统势力对新派势力的制衡，才得以牢牢掌控权力，推行各种必要的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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