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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朱敬伦受到的一大启是，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，而晚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，先日本明治维新的这些武士比李鸿章等洋务派更加开放，更加乐意学习，这是精神层面的，他们未必有李鸿章等人的个人能力强，可是他们是一群肯放下身段学习的人；第二日本的明治维新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武士手中，尽管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阶层，可是明治政府的各级官员却全都旧武士，而且大都是维新派的旧武士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，日本明治维新，始终都掌握在一群精英的手中，不是掌握在农民手中，不是掌握在商人手中，依然是在武士手中。

    在国家转型期间，精英的参与程度十分重要，具体原因不用多少，精英掌握治国经验就是一条重要因素，翻开人类历史，就能知道精英的参与度有多重要。可以说，凡是旧精英参与程度越深的变革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变革的过程就更平稳，变革产生的代价就越小。

    英国从封建时代转向资本时代，最大的灾难是爆了一次议会跟国王的战争，经过克伦威尔**之后，权力很快就回到了大贵族手中，之后他们就平稳的迎来了光荣革命，之后在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期间，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社会问题，都没有生动乱，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权力始终掌握在精英手中。

    但是转型势必意味这权力的转变，英国人是如何面对旧贵族权力失落，而资产阶级权力加强的呢，他们产生了一个阶层，名叫新贵族，所谓新贵族，就是经营资本产业的那群人，其中很多以资本家的身份晋升为贵族，但还有很多是贵族直接创办了资本企业，可以说新贵族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混血的产物。

    给新型资本金以贵族身份，旧贵族转变成资本家，英国在转型的过程中，其实是这些转型的权力阶层推动的，所以平稳。

    同样的道理，还有德国的容克贵族，容克贵族直接创办企业，或者企业家成为容克贵族，比如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，因为跟军事集团的紧密结合，也得到爵位，被容克地主阶级所认可。

    到了日本人手里，他们的武士转身创办企业了，成了财阀。

    那么在大明这里呢，朱敬伦觉得自己之前似乎忽略了这个方面，他没有花费力气，帮助旧的士大夫扭转他们的身份，他一直抱有一种态度，希望培养新的既得利益者，新的精英阶层，至于旧阶层基本上被他忘记了，这些旧阶层在他印象中虽然不是打击对象，但至少是防范的对象。

    这些年来，朱敬伦确实培养出了相当多的既得利益者，比如大量财的商人，可是这些商人在话语权上，根本就没办法跟那些士大夫相比，而且他们自身似乎习惯了不去争斗，或许是一种传统的惯性作用，他们完全不敢去跟那些士大夫去争斗。

    既然无法用新阶层压到那些旧阶层，那就直接让旧阶层转变成新阶层，哪怕只是转变一部分，也能从内部瓦解他们。

    朱敬伦立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启沅，俩人商议一下制定了一个章程，那就是以后在政策上应该支持有功名的旧阶层，比如那些旧时代取得过功名的乡绅，家中三代中做过官的地方乡绅，给予他们特别贷款，欢迎他们投资工商业。

    英国有新贵族，德国有容克地主，日本有武士财阀，那么如果能在大明打造一个工业乡绅阶层，那大明的工业化恐怕更容易推动下去。

    朱敬伦的观点跟陈启沅的观念不谋而合，事实上，陈启沅在推行缫丝业的过程中，也主要是鼓励一些地主乡绅办厂，背景上他自己就是一个乡绅，或者说他就是朱敬伦所说的第一个工业乡绅，思想中他是有些看不起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暴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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