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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朱敬伦很认可，对财产的保护，是一个商业社会的支柱之一，另一个支柱也许是对人的权力的保护，加起来就构成了法治的核心要意。

    让他感动危机的是，不止是后世，就连这个时代，广東的有钱人遇到危险，都想着往香港跑，自从有了香港，澳门都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了，英国人对他人的权力的尊重和保护，真的值得所有国家学习。

    十个国家中，至少有九个做不到香港投毒事件那样的事情，包令的老婆都被毒死了，他还能做到让凶手接受应该的司法审判，最后还能证据不足释放，这种事情那时候是深深触动朱敬伦的心的，这不是某一件事，而是每一件事，相信广東人此时已经很认可英国人的这种品质了，不然不会一边倒的往香港逃难。

    现在朱敬伦要做的也是这种事，他需要让所有人相信，广東政府也是会保护大家的权力的，尤其是在财产权上，一定会最为严密的保护。

    这个时代，之所以商人赚了钱，就投入到利润并不高的土地上，而不是继续投入到商业中去，就是他们无法安心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员剥夺了财产，伍秉鉴这样的顶级大商人都是如此，更何况小商人呢。

    潘承训的族谱中，甚至都不记载他几个儿子接班做总商的事情，豪商自己都鄙弃自己的身份到如此程度，怎么可能让他们继续投资于商业，投资于工业，将他们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？

    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就下去了，当商人们真的看到各县城门口、县衙旁，都张贴着这些告示，告诉了大家事情的原委，朱敬伦的自我罚款，以及之后的保证，后面还附有朱敬伦和富商们的签名。

    这时候很多富商有些蒙圈，有些已经明白了，朱敬伦在拿他们徙木立信，只不过这木是竖起来了，信有没有还不一定，如果真有人把木头搬走而没有得到赏金，反而更加无信可言，因此富商们真的很期待此时有一个徙木的人，也就是真的按照告示上的说法，跟某个衙门打一场官司，看看好不好使，没听过还可以告衙门的，到哪里去告啊？

    他们很快就知道要到哪里去告了，因为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又到了全县，在各县设立审判庭，派驻法官审案，并且请当地乡绅名宿有功名者公审，哪怕是县令也可以在这里投告，朱敬伦的司法改革稳步推行到了全省。

    说实话，各个法官的素质并不专业，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状师，这些状师也被蔑称为讼棍，官员们非常不喜欢他们，常常说他们怂恿愚民诉告，荼蘼钱财，吃了原告吃被告，是最坏的坏人，所以每到一地如果当地民风爱打官司的话，想做事的官员，不是严格审案，而是第一时间收拾当地的状师。

    儒家世界观下的官员，有种息讼的观念，认为某地人爱打官司，就是民风不够淳朴，喜欢争斗，不和睦，他们讲究的退一步让一步，这样就人人和好了，这不是一个人如此，而是整个官员阶层如此，不是懒政的官员不想审案，而是名臣都是这样。

    就连明代大圣人王阳明，王守仁都是这种思想，《王守仁息讼》甚至以一个知名典故流行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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